2.《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的修改。

例如，发现某人存在公务员管理法上非品行良好的事实，如发生了一夜情，但是不能就此认定该公务员在行为事实上就是不良好的品行。[12][英]哈特：《法理学与哲学论文集》，支振锋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289页。

高度技术性、考试评分、高度学术性、人事上能力考核、专家委员会决定、技术性预测决定和风险评估、政策性决定的判断等，法院原则上可以审查，但应尊重行政机关的判断，行政机关有判断余地，[78]这实际上是尊重行政机关对事实认定的技术专家的知识和能力。不确定的民法概念通常表现为两种：封闭的不确定概念和开放的不确定概念，前者如危险物。当然，常识认知也有价值观的时代局限性，即使是经验概念也需要专业机构的解释。其中，工商行政领域中经常发生不确定概念和事实认定的争执。[17]行政裁量的客体是法律后果，而不确定概念的客体是法定事实要件。

[51]相对人恣意妄为，在政府办公室办公桌上擀面、切菜、做饭等系列行为持续时间长达2个小时之久，严重影响了工作秩序，致使工作不能正常进行，造成恶劣影响，属情节较重的行为。案件客观事实的查明并非简单地指向事实的发现，而是必须对事实的性质进行界定。物权法是私法，但它存在于宪法秩序之下，受宪法制度，特别是基本经济制度的制约，《物权法》草案第1条两个维护目的实际上明确了物权法应承担的某公法功能;④有利于揭示宪法变迁与民法发展之间的关系。

1930年连载《世界民法史纲》，1936年连载《中华民国民法总则评论》，1940年连载《中国法系的伟大》。要坚持学术共识与法律常识，加强理论论证，尊重学术逻辑，开展学术对话，推动法治的发展与学术的进步。于是，自20世纪90年代初宪法学界与民法学界出现了民法优位说、宪法—民法同位说和宪法优位说等不同的学说。[13]再如，胡长清《中国民法总论》明确地将民法归为私法，并在介绍民法的法例时，将应初步适用的法例按先后顺序依次列举为法律、习惯和法理。

可以说，宪法与民法关系的学说成为中国法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着中国法学的历史脉络与学术自主性。在宪法学者看来，在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中，只能存在一个最高法，这个最高法只能是宪法，而不是民法。

严献章、匡一、王运震、周大烈、陈国祥、孟森和东方法学会，曾翻译过梅谦次郎的民法学著作，且这些中文译著都多次再版。他在《论民法社会化与宪法第二十三条》一文中提出宪法效力与民法自身功能的正当性问题，认为但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如果后其他实体法而产生，或因综合政治上的异见，顺应当前政治的情势，而其立法精神，与其他实体法，绝然异趣时，则预期法律的适用，不发生违宪法否的疑问，是亦甚难解决的问题，同时认识到德国以前的民商法，及其他各实体法，其基本观念，也显然不能与魏玛宪法上的个人基本权利义务观合辙，与宪法上基本权利抵触的，是否于宪法施行之日，即失其效力?[12]这种论述开始涉及民法如何接受宪法审查问题，强调民法的基本观念不能与宪法相抵触，提出民法命题宪法化的意义。1887年7月4日《申报》刊载《风雨送行图记》描述了日本明治维新的情况，其中提到由官司省撰民法刑法二书，专以法兰西律。西语原字为the constitution，译意犹言元气也。

佟柔教授认为，我国民法是社会主义民法，是公法，并认为那种民法只是调整公民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私法观点，在方法论上也是错误的。《民法总则》(草案)第三章规定法人，第四章规定非法人组织，同时在法律上把法人分为营利性法人和非营利性法人，并规定社会团体的地位与职责等。1930年朱采真在《民法总则新论》自序中呼吁建设中国法学派的法学基础，主张公法和私法融合，认为一部中国式法学论著对于一般读者比起那些欧化或日本化色调极浓厚的法律译作，也许容易引起亲切的情操，这情操是足以鼓励民众对于法律的信仰精神。[26]张友渔：《中国宪政论》，重庆生生出版社1944年版，第37页。

根据分两步走的立法思路，第一步编篡民法典总则编，第二步编篡民法典各分编，争取于2020年3月将民法典各分编一并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从而形成统一的民法典。参见李祖荫：学术书籍之绍介与批评———胡长清著中国民法总论，《国立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季刊》1936年第3期。

四个阶段的划分主要以宪法与民法关系在学术演变史上的相互影响为基础，以学术发展脉络中出现的学术观点主要学术评价依据，在近百年中国法学的发展中孕育了不同的思想、不同的学说与不同的理论。民法的一些教材在介绍民法法源时，明确将宪法列为第一位的最高法源，例如，余能斌和马俊驹主编的《现代民法学》一书中的一段论述代表了当时民法学界具有一定共识的观点，原文如下: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由国家最高权力机关通过和修改，是制定其他法律法规的依据。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私法对公法具有基础性，公法对私法具有优位性。对此，宪法学界提出不同的观点，认为对市民社会概念的过分依赖阻碍了宪法高于民法的认识，私权的宪法基础被遮蔽[55]。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央政法小组在《关于人民公社后政法工作一些问题向主席、中央的报告》中，提出民法、刑法、诉讼法已经没有必要制定，导致立法工作全面停止。[21]〔日〕美浓部达吉：《宪法学原理》，欧宗祐、何作霖译，商务印书馆1925年版，第301页。[24]阮毅成：《比较宪法》，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8页。(一)民法优位说 民法优位说是一些民法学者在对待宪法和民法的关系上的一种立场，这种观点认为，相比较于宪法和其他法律来说，在保障公民权利、建设法治社会方面，民法应该处于一种优越地位。

(1)公私财产平等保护违宪论 这种观点认为，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经济的经济基础，公有财产在国家财产体系中具有优先的地位，因而，在公私财产保护问题上，我国宪法的立场是鲜明的，就是优先保护公共财产，因而，物权法草案将公私财产平等予以保护，不符合我国宪法的规定，违反了宪法的基本原则。[32]余能斌、马俊驹主编：《现代民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9～30页。

徐国栋教授通过对罗马法的研究发现，现今通行的民法(CivilLaw)实际上是一个误译，正确的译法应该是市民法。[7]1930年他在《中华民国新民法概说》一文中专门比较了民法与宪法民法与刑法。

他对于别于宪法事件的解释是，别于宪法事件，宪法与约法同为国家之根本法，其不同者，在于制定之形式及时间之久暂耳。1917年朝阳大学出版了系列法科讲义多达33本，包括钟庚言著《宪法讲义大纲》、程树德著《比较宪法》和余棨昌著《民法总论》。

民法、宪法平起平坐论违背文艺复兴以来社会发展的基本方向和法治的精神。[56]赵万一：从民法与宪法关系的视角谈我国民法典制订的基本理念和制度架构，《中国法学》2006年第1期，第117～127页。关于民法与宪法的关系，李祖荫认为民法者，人民生活之宪章也，社会生活之基本法也，人民权利义务之准据法也。民法以宪法为基础，违反宪法的任何民事法律是无效的。

[37] 这一时期，在宪法与民法关系上，宪法学界与民法学界存在着一定的共识，即宪法的根本法地位成为民法体系存在的基本前提。就现实性而言，民法根本说在使命和地位方面赋予了民法以其不可承受之重，也倾覆了法治秩序。

故宪草中之种种人民权利义务，有非依法律不得限制之规定。对于宪法在公法上的位置及与诸法之区别，保廷梁认为，宪法者国法中之一部也，国法者公法也。

在这种宪法思潮下，私法失去了合理存在价值。从1954年到1975年宪法修改，全国人大没有出台一部法律。

这个时期一些进步学者撰写的宪法学著作开始讨论体系化的理论范畴与本土化的宪法学，其代表性学者是张友渔。近代中国有关宪法的思想虽然来自西方，但在价值取向上却又不同于西方。在这里，根据宪法的宪法，包括宪法条文、宪法精神与宪法原则，是宪法整体体系对民法制定、民法适用过程的规范约束。[59]苗连营教授认为应界分宪法与民法功能，反对在民法典中规定征收条款。

笔者发现，最早使用民法一词的是1887年的《申报》。如童之伟教授认为，在一国的法律体系中，民法确有其特殊的重要性。

在此过程中，中国学者在继续翻译外国民法书籍的同时开始自主地编写民法学著作，同时思考民法与宪法、民法与政治等相关的命题。可以看出，当宪法缺乏权威，宪法学研究处于停止状态时，民事、刑事立法等会失去应有的法律基础。

在这种二元划分的基础上较少直接涉及宪法与民法关系或者国家与社会关系，两者总体上处于陌生人阶段。[15]参见韩大元主编：《中国宪法学说史研究》(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662～663页。